本报今天消息  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今日在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发表长篇文章提出：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稳定未来人口规模。该报以《“一对夫妇一个孩儿”该结束了》为题，在头版头条作了显著报道。

胡鞍钢提出，经过30年的社会发展和变化，我国现在面临新的人口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我们应花上一代人的时间，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从而使得我国的实际生育率略有上升、接近人口生育更替水平，逐步实现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以及总人口规模的稳定。

胡鞍钢指出，进入21世纪，我国在人口问题方面同时出现两个新的发展挑战：一个是加速的“少子化”，即妇女总和生育率的过快下降，明显低于正常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第二个是加速的老龄化，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6.7%，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31.1%，大大高于届时的世界平均水平。

他提出，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既要避免过高增长，也要避免负增长。事实上，我国少儿人口首先出现了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趋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少子化”。在1995年前后我国0至14岁少儿人口绝对数达到了最高峰，大约为3.34亿人，2008年的时候减少到2.52亿人。我国的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大约在2015至2020年之间也会达到最高峰，大约9.23亿人，而后开始持续下降。到2050年，中国的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大约要比印度少2.44亿人。

胡鞍钢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人口政策的目标是防止人口增长过快，可以说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目标。因此我们称“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属于第一代人口政策。从现在起，应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

胡鞍钢

现任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旨在建成国内一流的国家决策思想库)，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1985年起，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社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其中的主要研究人员，系统地从事中国国情研究，是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名词解释

妇女总和生育率，也称总生育率，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一般来讲，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对已发展国家来说)，新生人口是不足以代替生育妇女和其伴侣数量的。中国近期调查的总和生育率已远低于2.1。

国家计生委：计生并非“一胎”生育政策没变

今年4月，针对“现行生育政策可能会微调”的说法，国家人口计生委新闻办有关负责人表态：“目前计生政策没有微调的说法，生育政策没有变化”。

中央曾设想2010年后调整人口政策

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早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逆转。从1998年开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经降到10％。以下，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进入世界上的低人口增长国家行列。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200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5％。，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见注解)已经降至1.8以下，属于“少子化”类型国家。我国现在面临新的人口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

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表明，过去30年的人口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这一代人为落实基本国策作出重要贡献和牺牲，“舍小家，顾国家”。30年后我们需要根据党中央的战略设想和对人民的政治承诺，适时、灵活、稳健地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再花上一代人的时间，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从而使得我国的实际生育率略有上升、接近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即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左右，让以后几代人既可以“顾小家”，又可以“顾国家”。从长远来看，可以逐步实现中国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以及总人口规模的稳定。

人口增长已非主要压力

或许有人会认为人口多是环境资源压力的主要来源。可以说30年前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的确是这样，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可以说当前造成我国资源环境主要压力的已经不再是人口增长，而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现在看来，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办法来协调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关系。

第一，从贸易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完全能够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资源来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第二，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资源和能源压力。第三，随着过去几十年里我国教育事业的显著发展，已经形成了人口方面的两大新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